李太忠少将

我的父亲是1993年去世的，享年85岁。父亲去世时，我己经是55师政委，55师驻地在甘肃河西走廊上的张掖市。父亲去世前让大哥给我发电报，并叮嘱大哥电文要发“父病危，速回！”千万不敢发成“父病重，速回！"病重部队领导不给批假，病危才好批假。大哥上午发了电报，父亲下午就去世了。我接到电报就往家赶，那时候没有高铁，绿皮火车要走二十多个小时，当我赶到家时，还是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的童年很苦，爷爷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我伯父，父亲居中为老二，老三是我姑姑。按照我爷爷的设计，俩个儿子一个守家，一个到外边闯荡。这样，刚满14岁的父亲就徒步到西安投奔舅舅。父亲的舅舅在西安开了一家杂货店，据父亲讲，他从孟县老家出发，沿着铁路线边走边讨饭，走了將近一个月才到西安城。找到舅舅以后，就在舅舅的杂货店里打工，只管吃住没有工钱。

那时候西安的冬天很冷，父亲光着脚没有袜子穿，手和脚都冻裂了口子。而舅舅的杂货店里就卖有袜子和手套，狠心的舅舅舍不得给外甥一双袜子和手套。 后来，父亲离开了舅舅家，经人介绍到一家染房店里当学徒。

那时候洋布还没有大量进入中国，普通老百姓穿不起洋布，只能穿自已家里织的土粗布。土粗布要染色，就催生了染房的生意很兴隆。染房的学徒们要挑着担子到郊县去收土布，回来后按照顾客的要求染成各种颜色，再挑着担子送到顾客家里，以赚取加工费。父亲在学徒期间生下大哥，因其主要业务在西安南郊一带，就为老大取名叫长安。生下二哥时，父亲已经成了这家染房的合伙人，不再挑担下乡了，主要业务在西安，就为二哥取小名为西安。

1950年生下我时，父亲己成了这家染房店的老板，就把我的名字叫西京。 若干年后，我当了正军职干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朝廷命官”，村里人在研究我的成功之道时，归结为老父亲的取名有玄机。按照通常的取名规律，孩子们的名子都是从大向下取，老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孩子的名字从小向大取，西安比长安大，西京比西安大。令人神奇的是，我们弟兄三人的人生轨迹也如名字一样。老大终其一生都在农村当农民，老二曾被招工到成昆线上修铁路，按常规是可以转正为正式工人，因当时正逢文革时期，两派群众武斗把他吓坏了，中途逃回农村也成了一个农民。我在沁阳一中上高中，刚念了一年上边就发出了上山下乡指示，我也成了回乡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珍宝島的枪声给我送來了人生转机，中苏在珍宝岛打起来了，有关系的适令青年们害怕打仗不敢当兵，我拣漏穿上了绿军装，经过奋斗成了共和国的一名將军。

兄弟三人的命运真与名字有关吗？村里的老人们至今仍争论不休、难有定论。 父亲去世后，姑姑给我讲过一件事，我出生后因洋布大量进入西安，穿粗布的人越来越少，染房生意难以为继。在我岀生一百天的时候父亲想庆祝一下，为我办个百日宴，他手中只有很少的钱，办不起百日宴。无奈之中想到了赌博，父亲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去赌博，赌输了百日宴就不办，赌赢了就风光办一次。说也奇怪，父亲那天的手气特别好，赢了不少钱。他用赌博羸来的钱为我办了一个百日宴。据我姑姑介绍，那天的条子肉特别香（估计是扣肉），是她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肉。姑姑还故作神秘的对我说：“你生下来就是为老李家带来福气的人！”。

赌博赢钱的事老父亲没讲过，但他给我说过另一件事。父亲年轻的时候让人算过一卦，算命人说他少年中年都不好，只有到了晚年才能交上好运，可以衣食无忧不缺钱花。父亲的晚年我已是师级干部了，那时候工资虽然不高，供养一个农村老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染房不行了，老家也土改了，我们家也分了几亩好地，爷爷托人捎信让父亲回老家。听话的父亲就带着全家回到了孟县。从此，我们家就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那时候母亲身体不好，只有大哥能帮父亲干些农活，我和二哥还小，以后又生了两个妹妹，家里的负担更重了，“赵光腚”式的苦日子伴随着我的童年。

有一次二哥和父亲吵架说：都怪你把我们带回农村，如果当时留在西安不走，起码还能混个城市户口。现在倒好，困在农村连个媳妇都找不上！父亲听后无语，脸上写满了后悔二字。 

我从部队退休之后，可供选择的城市很多。北京市做做工作也可安排，那里有我们兰州军区军以上干部的一个休养所，我的很多老战友们都安排在北京。乌鲁木齐、兰州、西宁、银川四个省会城市更符合安置条件。而我却把落户地选在了西安，这是我的出生地，更是老父亲有愧于儿女们的心结所在，这个缺乏远见的人生选择让老父亲后悔了一辈子，遗憾了一辈子，我重回这个本该属于我又失去了的城市，是在替老父亲完成人生遗愿，让老父亲的在天之灵不再后悔和遗憾。

今天是老父亲生日，仅以此文纪念父亲艰难而又辛苦的一生。

注：李太忠，解放军少将，正军级，原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军区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