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

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入法治保障，但具体落实这个条例还需要各地基层的创造和奉献。

历史早已昭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藏书，特别是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多半都有数量不少的图书，尤其是那些学富五车获得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国务院参事、大师等称号的学者一般藏书近万册，其中有一些珍藏善本非常宝贵；然而，随着学者年迈体弱甚至进入生活也难以自理的阶段，如何处置这些宝贵的图书，似乎还没有很好的办法。

建议开设“院士书馆”“学者书房”，既能保存藏书，又能发挥作用，遗惠后人。该计划的推广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读书意识，使更多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成为读书人、文明人。

近二十年，互联网、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三个时代接踵呼啸而来，人类创造的知识正呈现爆炸性扩展并生成五大特征：

一是丰富性。无线网络上能接触到的知识之多，远超人们的想象，仅谷歌图书扫描项目就已经扫描了超过1500万册书籍；

二是可得性。只须轻轻点击鼠标或动动手指发出请求命令，就可以调动全球最新的书籍与公开资料；

三是不需要许可。无线网络系统和人工智能默认民众可以在线阅读，发表或者创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四是公共性大扩张。你能看到的基本上他人也能看到。网络是一个巨大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吸引和创造引发关注是常态，拒绝访客和内容是例外；

五是未决性泛滥。网络上知识内容丰富，但虚假不实的信息比率极高，而且人们网上浏览时间越长，得到的论据越多，民众更难以对任何问题或何为有用知识达成一致。民众在互联网时代更需要经过著名学者提炼过的“书屋”并在书中找到自己心灵的慰藉和共识凝练的场所。

1、信息爆炸时代为何还需要读纸质书

纸本书阅读有网络浏览不可替代的目的——满足人生需求。

文学鉴赏要细品，唐诗宋词需要慢慢体会；记忆训练依赖纸质翻阅的物理反馈；老年人消遣、青年备考所需的专注环境，也源于纸本书带来的真实感与仪式感。只要有人文的需求，纸本书就永远有存在的价值。

纸本与电子书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分工关系：前者承载人文温度与个体需求，后者承担信息效率与学术支撑；而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正从提供书转向营造可持续的阅读生态。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认为：阅读承载价值观念的启蒙功能，阅读力是支撑人理解世界、判断现实、参与实践的综合素养。它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是基础记忆能力，即构建个人知识结构的能力——从小需通过阅读积累基本常识，形成对世界的框架性认知，这是不依赖临时检索就能唤醒的底层储备。

第二是匹配身份的知识库，也就是根据自身身份角色建立相应层级的知识体系，它决定我们如何理解社会运行逻辑、识别事件本质。

第三是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人真正的本领在于抽象思维，图像、短视频无法替代深度阅读进行思辨力的锤炼，唯有沉入文本，才能训练归纳、推理、批判与系统建构的能力。

以上三者共同构成判断力与实践力的基础，而针对不同人生阶段、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群，对这三方面的要求深度与侧重各不相同。

在信息爆炸、学科高度细分的当下，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依赖碎片化方式获取新闻、了解知识，它提升了信息广度、时效性和可及性。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碎片化，而是大量未经核实、胡编乱造的有害信息、垃圾信息。

过去信息发布有严格门槛，媒体由专业人士把控；如今人人可发布，审核难以全覆盖。

葛剑雄强调，拿历史学科来讲，网上大量所谓历史博主完全是胡编乱造，而且往往越编得离奇荒诞，看的人越多，传播越快。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碎片化，而在于净化阅读环境。

普通读者缺乏专业的鉴别能力，所以更应选择平台权威、公信力强的作者与出版机构，而深入社区的“学者书屋”，正是用可靠“真知识读本”抵御“信息垃圾”的重要场所。

2、“学者书房”能够助青少年成才

图书馆历来被称之为社会大学，培育了无数科学和文化名人。可以这样认为：几乎所有知识攀登的成功者都有与图书馆的学习有关的经历。近几年被称为“天才少女”，年薪已达千万的罗福莉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生活在四川省宜宾市农村的罗福莉在少年时期就接受了以中学退休老师罗鹏远等人兴办的农家书屋的熏陶。这间书屋名为“火花书屋”，从 2008 年开始筹备，到 2014 年就已拥有 16000 余册藏书，其中 11000 多册是罗鹏远老人一本一本从社会各界募集而来。89 岁高龄的罗老一人无偿负责书屋的所有管理工作。

为了吸引大家来看书，罗鹏远老人想了不少创意。他组织了文艺小分队，编排了宣传读书益处的快板、歌曲和小品。他还亲自带着书屋管理员去各家各户送书上门，甚至承诺“电话送书”服务。

书屋不仅提供借阅，还是一个学习交流的社区。罗鹏远老人和学校合作办起了《读者之声》专刊，鼓励孩子们采访、写稿，并将优秀的读书心得张贴在书屋外的橱窗里。

这间小书屋成为了罗福莉童年时最爱的去处，是她的“第二课堂”。正是这间书屋的藏书，让她意识到“小时候以为世界只有村子大，直到书带我去了更远的地方”。

正是这些中学教师收藏的书籍，不仅帮助罗福莉提升了求知的欲望，接触到了更多学科的知识，也有助于她能开拓眼界、触类旁通，在北大硕士毕业后成为Deepseek的核心创始成员。

无独有偶，神经网络理论的奠基人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1923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的一个贫困家庭，从小未曾接受系统正规的教育，常年泡在图书馆里，自学了数学、逻辑学、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多门学科。12岁那年，皮茨通读了著名数学家罗素的《数学原理》，并发现书中的错误，主动写信向罗素指出。罗素对此大为赞赏，随后引荐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20岁时，皮茨便提出了M-P神经元模型，首次用数学和逻辑来描述神经元的工作原理，成为神经网络与人工智能的理论起点。

虽然皮茨英年早逝，但他奠定了神经网络与人工智能发展的理论根基，而图书馆在他年少成才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学者书屋实际上是一个成功的“知识过滤器”，它通过学者本人的知识素养把市面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书籍进行了过滤精选，有的学者还在书页上划出重点和深入理解的提词。这些对于初入知识海洋的少年儿童来说，无疑是“指路明灯”。再加上成功学者（如院士、大师）的影响力更能促使青少年热爱读书，激励和培养他们读好书的习惯。

3、“学者书房”是城市文明网络的节点与场所

杰出的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曾经说过：“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而在城市中星罗棋盘式布局的“学者书房”，将如同“众星捧月”式与城市大型公立图书馆形成互补共生的知识网络。曾荣获塞万提斯奖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Borges）写道：“我一直认为，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

对小型规模、精品书籍众多的“学者书房”来说具有四个网络浏览难以取代的特征。

一是拥有某一专业领域相关的图书资料等丰富的知识内容，一座藏书万册的学者书屋等于某一成功学者毕生的知识过滤、提炼和收藏的结晶，它向民众提供了一个“去伪存真”的求知场所；

二是拥有专业的图书馆员（一般由社区退休高级知识分子志愿者担任），可为读者辅导，如学者本人或其学生能定期来为读者答疑解惑，则能使学习效果倍增；

三是拥有在某领域指导研究者们探索知识海洋的既有成功模式（每一个成功学者都隐存着成功的读书模式）和特定领域知识演化的经验和元数据，这等于为之后的学者提供了方法学的捷径；

四是它们还是学者同行、学生好友聚集讨论的学术场所，能吸引相关领域博学学者和求知者欢聚研讨。

越是快节奏、高浮躁、人人追功逐利和时尚的时代，越需要星罗棋布深入社区的“学者书房”。对急躁逐利者而言，这仅仅是城市角落的“无用之地”。

它不产生即时价值，不制造流量收益，不提供时尚元素，不能解决现实焦虑。但它能让人在与经典对话的环境中停下来，静下心沉思片刻。让人在世俗奔波之外，依然可以触摸文明的脉络，承接前人的思考，提升独立判断的能力。这些都是AI时代，人类与之和谐共处最需要的素养。

4、建立“严济慈图书馆”的相关经验

社会发展需要很多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设施，单一的公共图书馆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并且现今的图书馆普遍资金短缺、设备落后，而利用社会力量创办的民间图书馆、藏书馆可以作为公共图书馆的补充。

据《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24》，截至2023年末，我国拥有公共图书馆3200多个，总藏书量超过14亿册，但公共图书馆藏书人均只有1.02册，人均图书资源仍然相对不足。如果加上民间藏书，人均图书资源数据会有改观。若干由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资设立的名人图书馆，更有利于全球文化的交流。

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金华任职市委书记期间，偶尔在新闻联播上听到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济慈逝世的消息，即向严老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打听能否将严老办公室的书籍和个人用品搬到金华建立严济慈图书馆。

在得到明确答复后，金华市委市政府派专人和五辆大卡车将严老办公室全部书籍和家具都运回金华市理工学院图书馆，并将该馆的名字也改为严济慈图书馆。

从此之后该馆就成了金华市民的网红打卡地。几乎每年都被评为最受青少年学生喜爱的纪念场所。

在北京类似的例子更多，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在通州校区专门设置人民教育家卫兴华书屋。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设置了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夏晓虹捐赠书籍的“陈夏书房”，首批捐赠入藏图书达1.3万册，以个人著作、主编文集、研究资料及学界友人签名赠书为主体，另有书画、手稿若干，呈现二人在近现代中国文学、教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的学术足迹与专藏特色。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设立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书房”，收藏了该学者丰富的学术思想。

由此可见，在社会力量支持下，充分利用大量空闲的楼宇和场所，设立“ＸＸＸ书房”，尽量保留学者书房原貌。在征得学者本人和亲属的同意后，可以选择多种方式（捐赠、折旧购买、合作等）或指定某慈善机构持有等多种经营管理模式。保留学者的藏书，可供学生和后人借阅学习，同时也可作为纪念场所，适当时机举行纪念和研讨活动，并向社会开放，充分利用珍贵的图书资料，面对藏书，睹物思人，既是对前人的纪念，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和场所。

“学者书房”不仅是文化凝聚地，也可成为知识的再教育、再创造场所。一方面，纪念学者和前辈；另一方面，通过读学者和前辈读过和留下的书，其价值在于教育人、感染人，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文化品位和科学素养。

我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有很多闲置的房屋，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合适和充分的利用。建议通过细致的梳理和有针对性的匹配，有条件的可以改造为民间藏书馆和“学者书房”，这对北京市乃至全国推进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充分利用个体的藏书，逐渐转化为社会公共资源，不断积累经验、扩大规模、形成气候，将有助于全国青年在世界上引领信息知识时代的潮流，为振兴中华添砖加瓦。（来源：城市复杂系统研究中心公众号）

仇保兴，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住建部原副部长、金华严济慈图书馆创始人。

曾任浙江乐清市（县）委书记、浙江金华市（地）委书记、杭州市市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