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家协会应以此为切入点，出台行业指导规范

尚宝荣

第二届“中国书法大厦杯”草书“特等奖”，11月14日被九大评委评出，22日组委会发出公告宣布取消，23日获奖作者公开质疑并表示将要维权，24日组委会悄悄删除公告，显得既隆重而又随意。

这件事，这十天，这匪夷所思的操作，作者无疑经历了煎熬；组委会也备显尴尬；而对社会公众而言，在错愕之余，更多的则是带来了思考。

启示一，说明了组委会制度设计有漏洞。

根据组委会的说法，取消是由于网民的反映强烈和评委拉票的原因。而根据获奖者延志超的说法，网友议论的，主要是他和张旭光评委的师徒关系，但张旭光给他的打分只排名第三，而组委会也没有拿出拉票的证据。

在此情况下，组委会要么铁证如山，要么事先有“回避”规定的存在。特别是针对每个奖金50万元的六个特等奖，作出这样的规定，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师徒”、“父子”等亲密关系在参加该类奖项评审中需要回避，如果所评出的奖项中发现有这种关系的，则组委会有权取消。

而组委会在取消时和至今，“铁证”或“回避”未见拿出来说事，却采取了“降级”（从奖金为50万元的特等奖降为奖金为5万元的优秀奖）的安抚办法，以为这样就能两厢无事，谁知却是一厢情愿。说明了在很大的利益和事关人格名誉面前，这种“人情世故”手段的不可靠性。而国内很多这样的赛事，主办者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都在征稿函最后写上一句话，“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以为这样就可以万事大吉、万无一失了。岂不知，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并不代表组委会可以随意解释。

有人说评委是后来才聘请的，投稿时的人怎么知道？

投稿时不知道没关系，但组委会有事先告知“回避”的义务，告知后还愿意投的，那是作者自己的事。

又怎么知道谁和谁有这种需要回避的关系？

不需要知道。但需要在聘任时明确告知评委，所评出的奖出现这种情况的后果，评委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名誉和评审费考虑。而引入直播机制的大赛，网民的火眼金睛会精准地扒拉出这些关系。

启示二，说明了群众性的事，必须依靠“法治”思维来办理和推动。

一场全球征稿、奖金高昂、引发全民关注的书法大赛，不论其主办者是官是私，奖金由谁所发，这件事都已经具备了强烈的公共属性。公共事件必然接受公众评议，但绝不能由舆论或个别意志随意操纵。

本次大赛从“公告”到“删帖”都没有给出“法律”依据，儿戏般的操作，体现出了浓重的“人治”色彩。唯有将一切置于明确的规则和证据之下，让每一步行动都有“法”可依、师出有名，才能让真正的作弊者知错改错，也能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

“法治”的本质，就是依靠“制度”来办理事务，依靠来“制度”解决纠纷，依靠“制度”来稳定人心。而组委会事先公布的规则就是处理涉赛事务的“法律”和“制度”。当然了，所制定的规则不能违法。

启示三，反映了整个行业制度建设的缺失。

书法展览、书法大赛作为群众性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但关于举办这些活动的行业指导性规定未见出台。中国书法家协会作为权威性、顶层性、枢纽性行业组织，应以本次事件为切入点，综合各地书协意见，联合有关立法部门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样一来，各地再开展这些活动就有了参考依据，出现了纠纷就有了裁判标准。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是理想和能力，“不出事”才是智慧和本事。在涉众性强的事情上，“把规矩挺在前边”是预防“出事”的最优选择。

重要的不是怎么开始，而是怎么结束。

尚宝荣，学者讲课网执行总编辑、观察员